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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博研究拓本对比结合苏轼笔性功甫帖非真迹_[#第一枪]

发布时间:2021-06-07 12:33:30 阅读: 来源:垃圾车厂家

昨天,上海博物馆三位研究员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在《中国文物报》刊出两篇学术报告,报告图文并茂详解为何去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5000多万元成交的藏品苏轼《功甫帖》“系伪作”。日前,上博研究员对此帖进行了质疑,《功甫帖》收藏者刘益谦随后两度发表声明,希望相关学术文章能尽快面世。图为藏品(白底黑字)与《功甫帖》拓本(黑底白字)细节对比。

被标之以“苏轼真迹”之名的《功甫帖》2013年9月在纽约苏富比以5000多万元的价格成交,十多天前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对此帖进行了质疑,《功甫帖》的收藏者刘益谦其后两度发表声明,在对上海博物馆鉴定方法提出质疑的同时,希望相关研究员的学术文章能够尽快面世——事实上,对这一研究报告的期待在艺术收藏界已成一大焦点。

昨天,上博书画部研究员钟银兰、凌利中的《“从法帖中双钩”——析〈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研究员单国霖《苏富比拍品〈功甫帖〉辨析》两篇学术报告刊发于《中国文物报》。

昨天首刊的报告文章由于各种原因,除实物报纸外难以窥得全貌,且论文图片也未充分呈现,《东方早报》文化版在刊出这一报告全文的同时,也一并刊出由上博研究员专程提供的更多图片,以充分呈现这一论证过程。

报告:结合拓本对比与东坡书风

此次报告共分两篇文章,钟银兰、凌利中合作的文章《“从法帖中双钩” ——析 〈刘锡敕〉〈功甫帖〉墨迹钩摹的性质》主要通过研究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刘锡敕》,发现系伪本,钩摹自乾隆十一子成亲王永瑆(1752-1823年)的《诒晋斋摹古帖》,而通过对比研究,研究者发现拍卖本《功甫帖》与《安素轩石刻》的关系,和《刘锡敕》伪本与《诒晋斋摹古帖》的关系竟如出一辙。晚清文人王端履(1814年进士)在当时已指出:“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

研究者认为拍卖的“墨迹本”所呈现的书艺与苏书公认的传世墨迹差距甚远,而“拓本”之书艺远胜于“墨迹本”,更接近苏字书法特征;“墨迹本”出现了石刻“拓本”特有的形态:如“墨迹本”中缺乏浑然天成的牵丝来源于“拓本”,“墨迹本”中的莫名笔触来自石刻“拓本”,“墨迹本”中的不明墨斑源于“拓本”,“墨迹本”中“苏”字末笔收尾透露了钩摹者对刻石特有手法的不解,“墨迹本”中“议”字长撇等泄露了作伪者摹写时的参以己意与漫不经心。研究人员同时认为,《功甫帖》墨迹本并非安岐旧藏,《功甫帖》墨迹本的著录、鉴题辨误。

对《功甫帖》墨迹本与《刘锡敕》伪本钩摹性质的研究,正是清代王端履(1814年进士)所言“近来市贾所售墨迹,多从法帖中双钩”的实证,更从一个侧面折射了晚清商贾为追逐利益而无技不施的狡狯。

而原上博书画部主任单国霖的文章则结合苏轼的书风与笔性进行了对比,他专门引用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鉴定概论》的话语,表示鉴定当从“书画本身,是主要的”,而本人款题和他人题跋,本人印章和鉴藏者印章,所用的纸、绢、绫以及幅面格式、装潢型制等,则是次要的,“我们遵循这一方法,首先应对帖的书法本身进行分析。”

“细察《功甫帖》的用笔,大部分笔法较为丰润流畅,然而有些地方却显得别扭。例如‘别’字,最后一竖边框线呈现不平整的波状曲线,这在苏字中是未见的。《功甫帖》中诸点笔法的瑕疵,不合乎苏轼笔性特点,虽然形体极其相似,然气韵不畅,我认为这很可能是因为摹写所造成的失误。”他同时还对翁方纲题跋提出了质疑。

补充:张葱玉徐邦达确未见原作?

对于单国霖先生的论文,一位文博收藏界人士昨天对早报表示,他已在第一时间阅读了文章,很认可单国霖先生的观点。同时他认为单国霖先生对于苏轼笔性的梳理让人赞同,但单先生对以“苏轼”二字署名的问题只字未提或可商榷,“因为宋人信札还没有见从写姓开头的,这是失礼。”而且对于拍卖方所宣传张衍、徐邦达对《功甫帖》的意见并未充分展示,“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张衍、徐邦达并没有亲眼见到原作,苏富比的宣传存在误导。”

据悉,《张葱玉日记·诗稿》1940年2月4日的日记(第130页)上面写道:“(韩)慎先北平诒书,寄示东坡《功甫帖》,元章《章侯茂异帖》、《道祖帖》,又陈俊卿、李寿朋二札子影本,索值二万元。中间《功甫》、《章侯茂异》二帖最佳,《道祖帖》真而不精,又破损太甚。《功甫帖》才九字,若与《太简》为匹,则真属双璧矣。”

这说明张葱玉看到这张帖时,才26岁,而张葱玉先生后期在《木雁斋书画鉴赏笔记》录有米芾的《苏太简帖》,对《功甫帖》却缺而不录。而《张葱玉日记》影印照片可见,日记里没有句读。通过标注句读也可理解为《功甫帖》等三帖加上二札子都邮寄了影本来。

而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故宫博物院编,紫禁城出版社)中324页提到,“《书画鉴影》著录《苏米翰札》,计四帖,东坡行书《刘锡勅》是明人伪笔,不录,《功甫帖》为第二幅,虽只九字,极为神采。米芾二帖,一为《得书》,一为《恶札》,均真,见下录。”

这位文博界人士表示,徐邦达先生在论述《功甫帖》时,并未如鉴定其他几帖那样,明确指明真伪,短短几字的评语其实并非其原创,而是结合了翁方纲与李佐贤的原文以描述其神采,且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书前例中,已注明“本书选择记录的……也包括一小部分见到过极为清晰的照片和影印本”、“如要看原件或影印件,则大多注明目前收藏处所和曾在何处影印过。”而徐邦达先生记述《功甫帖》时,写了“纸本,小页,尺寸失记”和“《功甫帖》,楷书,一页,藏处不明”。 从另一角度或许也说明,徐邦达先生未必亲见原件,“1940年时与张葱玉见到此帖影本,徐邦达才29岁,两人那时经常在一起,很可能那时与张一起看到,描述也受到张的影响。”

这位文博收藏界人士昨天对早报表示,分析了张葱玉、徐邦达两人评语的背景,可见苏富比在此前的鉴定报告与宣传中或是存在误导与欺诈行为的,“他们的宣传会让人认为张徐两位先生亲眼见到此帖并作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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